晁错

晁错

两汉

晁错(前200年----前154年),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,汉族,颍川(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)人。汉文帝时,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,后历任太子舍人、博士、太子家令(太子老师)、贤文学。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,辩才非凡,被太子刘启(即后来的景帝)尊为“智囊”。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。

主要成就

政治贡献

重农贵粟
 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,汉文帝十二年(前168年),晁错上了一篇《论贵粟疏》。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,强调重农抑商。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,导致农民流亡,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。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,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,晁错提出重农抑商、入粟于官、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。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:其一,贵五谷而贱金玉。其二,贵粟。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,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,文帝接受了。

  接着,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。务农桑,薄赋敛,广蓄积;号令有时,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;利民欲,即满足人民的欲望,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。

移民实边
 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,晁错和贾谊一样,都是不满的。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,开始主张武力平定,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,他仍主张积极备战,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。

  汉文帝前十一年(前169年),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《言兵事疏》。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。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,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,使两军相为表里,各用其长技,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,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。

 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,即《守边劝农疏》和《募民实塞疏》。在《守边劝农疏》中,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,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。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。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,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,被文帝所采纳。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,晁错在《募民实塞疏》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:其一,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。其二,要学习古代的方法,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。同时,晁错又在《论贵粟疏》中建议,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,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,这叫纳粟授爵。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,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“文景之治”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。

 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、寓兵于农的政策,文帝立即付诸实施。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,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,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,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。

坚定削藩
 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、打击“父兄大臣”的思想,赞扬“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”的政策,坚决主张“削藩”,认为“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”,“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之,其反迟,祸大”。

 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,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。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,不断进行揭露,态度坚决。同时,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,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。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,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。在晁错的策划下,景帝削吴会稽、豫章郡。

 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,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,由皇帝派去官吏;改革诸侯国的官制,改丞相为相,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,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,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,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。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,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,并为汉武帝以“推恩令”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,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文学成就
 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。他的文章立论深刻,逻辑严密,说服力强;文风朴素无华, 但质实恳切,被后世称为“疏直激切,尽所欲言”,《贤良对策》、《言兵事疏》、《守边劝农疏》等,被鲁迅先生誉为“西汉鸿文,沾溉后人,其泽甚远”(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。

 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,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,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,深识幽显,见解透辟,能切中要害,剖析利弊。正因如此,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,不发空论。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,《言兵事疏》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,《守边劝农疏》和《募民实塞疏》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,立论犀利,措施亦切实可行,所以被文帝所采纳。

  内容上更为正大,意境上更为壮阔。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,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,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,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,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,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。

  艺术特色上,晁错的政论散文,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,力道遒劲,节奏明快、气势磅礴;同时语言明理,意脉流转,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,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。此外,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,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,如《削藩策》,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:“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之,其反迟,祸大”。

人物生平

太子智囊
  汉高祖七年(前200年),晁错出生于颍川(今河南禹县),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。汉文帝时期,因能文任太常掌故。 朝廷征召研究《尚书》之人,晁错受太常派遣,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《尚书》,接受儒家思想。学成归来后,被任命为太子舍人、门大夫,后升为博士。

  晁错任博士时,上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》,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,得到文帝赞赏,拜为太子家令。由于晁错能言善辩,善于分析问题,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,被太子家誉为“智囊”。

献策御边
  汉文帝前十一年(前169年),匈奴屡侵边境,侵扰狄道,文帝发兵征讨,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《言兵事疏》,提出“以蛮夷攻蛮夷”的观点,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,士卒要精兵劲卒,将领要精通军事,君主要选择良将。文帝很赞赏,赐给晁错诏书,以示嘉奖,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。

 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《守边劝农疏》,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,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,被文帝所采纳。于是晁错又上《募民实塞疏》,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。

汉廷策问
  汉文帝前十五年(前165年),晁错任太子家令时,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、方正、文学之士,晁错被推举为贤良。由文帝亲自出题,就“明于国家大体”等问题,提出征询(即“策问”)。当时贾谊已死,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,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(即《举贤良对策》),深得文帝嘉许,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。

  此后,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,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。文帝虽未采纳,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。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,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,持反对态度。

景帝宠信
  汉文帝后元七年(前157年),文帝去世,太子刘启即位,提拔晁错为内史。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,议论国家大事,景帝对他言听计从,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,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。

 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,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,报请景帝处死晁错,晁错提前得到消息,申屠嘉未能得逞,只得谢罪而退,不久患病而死。申屠嘉死后,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,位列三公,地位愈加显贵。

进言削藩
  景帝二年(前155年),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,请求削减封地,收回旁郡,提议削藩。上疏《削藩策》,指出:“今削之亦反,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之,其反迟,祸大。”

  奏章送上去,景帝命令公卿、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,因景帝宠信晁错,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,只有窦婴不同意,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。

  景帝诏令:削夺赵王的常山郡、胶西王的六个县、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、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。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。诸侯哗然,都强烈反对,憎恨晁错。

  晁错强行削藩,冒着极大的风险。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,服毒自尽。

七国之乱
 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,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,是为吴楚七国之乱。景帝闻知消息,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。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,自己留守京城。

  时逢窦婴入宫,请求景帝召见袁盎。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,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。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,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,献策说:“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,恢复原来封地;只要斩晁错,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,恢复被削夺的封地,就可以消除叛乱,兵不血刃。”景帝默然良久,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。于是封袁盎为太常,要他秘密整治行装,出使吴国。

腰斩东市
 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,丞相陶青、中尉陈嘉、廷尉张欧联名上书,弹劾晁错,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。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,此时晁错毫不知情。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,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。车马经过长安东市,中尉停车,向晁错宣读诏书,腰斩晁错,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。

  晁错死后,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,汇报军情,景帝询问交涉进展。邓公认为诸侯叛乱,清君侧只是借口,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,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,而叛乱并不会平息。景帝深以为然,拜为城阳中尉。其后景帝降诏讨伐,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。

评价

学问大家
 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,晁错最早是学“刑名之学”的,什么叫“刑名之学”呢?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学政治法律的。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。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,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,就当上了太常掌故。我们要知道,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,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,晁错很有文采,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。
 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?是被太常选拔去读《尚书》。我们知道,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,古代的典籍失传,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,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。到了汉文帝的时候,懂得《尚书》的只剩下一个人,叫做济南伏生,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,他已经九十多岁了,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,怎么办?所以只好下命令说: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?选拔一个可造之材,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。苍天有眼,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。晁错在济南伏生家,跟着济南伏生学了《尚书》,这就是儒家的学说,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,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,这叫做学贯儒法,学问大长,名声也大长,回到朝廷以后,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。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,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,那就去辅佐太子吧,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,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,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,后来做到太子家令,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?算是一个中层干部。

智慧之人
  晁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,口才特别好,能言善辩,他进了太子府以后,太子嘛,他是储君,就是他等着做皇帝,他平时不管事儿,他没什么事儿做,晁错又一肚子学问,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,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,经常和他坐而论道。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,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智囊”。
 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,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,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,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,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,官职不大,但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,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,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,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:一件事情是守边,一件事情是劝农,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《汉书》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,一部分收入《食货志》,收入《食货志》的后来被命名为《论贵粟疏》。《论贵粟疏》是一篇有名的文章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,晁错,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、有办法的人,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。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、有思想的、有能力的、还不甘寂寞的人,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“浑水”,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。
 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,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。他在太子府的时候,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,我们看《史记。晁错列传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: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,很不喜欢他,你想想,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,门大夫,家令,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,很重要的官员,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,大家都不喜欢他,一旦他进入中枢,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,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果然汉文帝驾崩,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。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“智囊”,所以汉景帝一上台,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。内史是个什么官呢?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,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,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,直升正部级。这样一来,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,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,仗着汉景帝信任他,不停地提意见,不停地提建议,今天要改革这个,明天要改革那个,汉景帝还言听计从,都采纳他的建议,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。

能言善辩
  我们知道,中国古代的政治,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,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,主张清静无为,主张一动不如一静,主张以柔克刚。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,这是第一个特点。
  第二个特点,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,或者功臣,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,虽然能力不一定强,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,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、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,看不上眼。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?应该夹起尾巴做人。他不,今天改革,明天变法,像根“搅屎棍子”,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,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。
 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,申屠嘉惹毛了以后,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,找了个什么岔子呢?晁错不是当内史吗?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,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,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,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,出出进进不方便,他就南边开一个门,南边是什么?南边是太上皇的庙,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,申屠嘉想,好家伙,太上皇头上动土啊,大不敬。于是商量说,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。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,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,就把情况都说了,汉景帝说: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。
  第二天,一上朝,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,汉景帝说:哎呀!这个事儿朕知道了,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,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,那是外墙。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,知道北京,看看就知道,故宫、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,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,没戳到里面去,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?是安置闲散官员的,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,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。申屠嘉没有话说了,回到家里吐血而死。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,申屠嘉是什么人啊?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,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,还谁能摆平他?晁错,我们可以想象得出,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,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
 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,他不是小人。我们去看《史书》对申屠嘉的评价,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,叫“门不受私谒”,什么叫“门不受私谒”?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,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,有事咱们上朝,到办公室去谈。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,申屠嘉说:袁公有什么事吗?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,如果是私事,本丞相无私事,清官嘛,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。你得罪了申屠嘉,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。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,什么人,大好人,廷尉我不是说了,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,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,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,他要看,看了以后,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,比方说证据不足,程序不对,发回去重审,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,那确实是证据确凿,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,不杀不足以平民愤,不能赦免他,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,流着眼泪,一边哭,一边读,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,不杀不足以平民愤,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。是这么一个人,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,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,我们可想而知了。

性情耿直
  从政的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,然而他的性格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。
 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?两个原因:第一个原因,政见不和,他主张削藩,其他人主张不动,“道不同,不相与谋”。第二个原因,性格不好,性情耿直,比较认死理。史记和《汉书》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:峭、直、刻、深。峭,什么意思呢?严厉;直,什么意思呢?刚直;刻,什么意思呢?苛刻;深,什么意思呢?心狠。一个人又严厉,又刚直,又苛刻,又心狠,讨人喜欢吗?不讨人喜欢。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?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?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,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,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?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。
  晁错的这个性格,我们在电视剧《汉武大帝》里面也看到有表现。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,朝野哗然,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,他是这样说的:“必须这样做呀!不这样做,天子就没有尊严,国家就不得安宁。”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,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,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,又深谋远虑的人。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。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,什么问题呢?他是为国深谋远虑,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,所以《汉书》对他的评价是:“锐于为国远虑,而不见身害”,而自己要倒霉了,他都不知道。这样的人,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,这是一个大好人啊,大公无私,一心为公,一往无前,奋不顾身,这不是很好吗?怎么不好呢?这里面有一个问题,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,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,不懂得民情的人,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,也往往不懂国情。国家是什么?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,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你不了解人,你就不能以人为本,所谓以人为本,你就是要了解人性、人情,包括人之常情,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,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,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,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,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,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,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?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,你能够保卫国家吗?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,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,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,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。

忠心不二
 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?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,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,谁反对我,就是一心为私,我既然是忠臣,谁反对我,那就肯定是奸臣,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,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。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,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,兼听则明嘛。那么你要兼听的话,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,你们是一心为私的。晁错就是这样,这是不是有问题呢?
  第三个问题,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,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,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,需要奋不顾身的,也需要执着,需要认死理,但要看什么人,什么事儿,什么情况,比方说你做学问,执着是好的,为什么呢?追求真理,一个学者,一个科学家,一定要执着,一定要认死理,我认准了这个,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,我不碰到南墙,我绝不回头,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,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。但是政治家不行,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,又有灵活性,该坚持的时候坚持,该妥协的时候妥协,该让步的时候让步,该迂回的时候迂回。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,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,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,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,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,他得看三步。而晁错是执着,坚持,认死理,只看一步,削藩就是对的,就是要做,能不能做,他不考虑,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。
 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,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,汉文帝不采纳,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狂夫之言,而明主择焉”,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,我说了一些狂话,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。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?汉文帝批示说:“言者不狂,而择者不明,国之大患,故在于此”。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?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,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,这就糟糕了。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,他是清楚的,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,决策归决策,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,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,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,决策不能不英明,这个道理文帝懂,景帝不懂,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?采纳晁错的削藩策,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,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。

晁错的诗文

  •   圣王在上,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亡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,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,而畜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余力,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也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

      民贫,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。虽有高城深池,严法重刑,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,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,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,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,肤寒不得衣,虽慈母不能保其子,君安能以有其民哉?明主知其然也,故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,广畜积,以实仓廪,备水旱,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
      民者,在上所以牧之,趋利如水走下,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然而众贵之者,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,在于把握,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,而民易去其乡,盗贼有所劝,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,长于时,聚于力,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,中人弗胜,不为奸邪所利;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      今农夫五口之家,其服役者不下二人,其能耕者不过百亩,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,夏耘,秋获,冬藏,伐薪樵,治官府,给徭役;春不得避风尘,夏不得避署热,秋不得避阴雨,冬不得避寒冻,四时之间,无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来,吊死问疾,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,尚复被水旱之灾,急政暴虐,赋敛不时,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;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,小者坐列贩卖,操其奇赢,日游都市,乘上之急,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采,食必粱肉;无农夫之苦,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,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遨,冠盖相望,乘坚策肥,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,商人已富贵矣;尊农夫,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,主之所贱也;吏之所卑,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,好恶乖迕,而欲国富法立,不可得也。

      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;贵粟之道,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,得以拜爵,得以除罪。如此,富人有爵,农民有钱,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,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,以供上用,则贫民之赋可损,所谓损有余、补不足,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,所补者三:一曰主用足,二曰民赋少,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,复卒三人。车骑者,天下武备也,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:“有石城十仞,汤池百步,带甲百万,而无粟,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,粟者,王者大用,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,至五大夫以上,乃复一人耳,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,上之所擅,出于口而无穷;粟者,民之所种,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也免罪,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,以受爵免罪,不过三岁,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
     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,甚大惠也。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,可令入粟郡县矣;足支一岁以上,可时赦,勿收农民租。如此,德泽加于万民,民俞勤农。时有军役,若遭水旱,民不困乏,天下安宁;岁孰且美,则民大富乐矣。

晁错的名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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